明朝天启五年(1625),西安掘出一块石碑,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以1780个汉字撰写,另附数十字叙利亚文,引起当时传教士轰动。现时景教在中国的早期历史,大多以此作为引证。

  据石碑所载,唐贞观九年(635),大秦国(应指波斯,而非古罗马)有大德阿罗本带来经书到长安,由名相房玄龄迎接,获唐太宗李世民接见。

  景教在唐代初期搏得皇帝好感,李世民曾批准教徒在长安兴建庙寺一所,初称“波斯寺”,后更名为“罗马寺”、“大秦寺”。自太宗至唐德宗,景教在中国发展极快。唐高时,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并下诏于诸州建景寺,使景教得以广泛流传。

  武则天信仰僧尼,景教受佛僧道士攻击,幸景教教士集资亿万于洛阳建“大周颂德天枢”,并得景僧阿罗撼将景教教义佛化,使武后大悦,得以继续发展。

  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使景教士于兴庆宫讲道。天宝初亦曾命宁国等五亲王到景寺礼拜,设立坛场,并陈列先王之遗像供人礼拜。而且玄宗更邀约罗含和普罗等十七名景僧一起做礼拜,讲福音。到唐高宗年间,阿罗本被奉为镇国大法主,往后教堂亦挂上历代唐朝皇帝像。

  唐肃宗时,曾重建灵武等五郡的景寺,且命景僧伊斯效力中兴大臣郭子仪,遂使郭氏也受影响而敬信景教。

  唐代宗、德宗亦弘护景教。而当时教会已遍布全国,除两京外,灵武、成都、广州等地都有大秦寺。在德宗建中年间,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景教在中国的流行情况。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景教徒伊斯曾协助郭子仪平乱,后被赐紫衣袈裟。从635年开始,景教在中国顺利发展了150年,与祆教及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

  845年,唐武宗会昌年间,灭佛浪潮爆发,逾万间佛寺被毁,史称会昌法难。虽然会昌法难主要针对的是佛教,但同时波及其他夷教。景教与祆教及摩尼教,当时总信徒约3000人,在会昌一役后走向式微,由于景教传播过分依靠帝王庇护,胡朝廷贫禁教令,便使其逐渐衰落,但在华仍未绝迹。据史书所载,灭法时朝廷欲遣返外国教士,但通往西域之道为吐蕃所阻,故景教教士很难返回本国,亦可能再度潜入中土,至唐僖宗黄巢起事,据阿拉伯《东游记》载,有不少景教徒被屠杀,可见唐末内地仍有残余景教徒。

  元朝开始,由于大量色目人来到中国,使中国的景教信徒回升。马可波罗和一些中世纪西方学者指出中国和蒙古有很多景教小团体存在,非凡是蒙古克列惕(Kerait)、汪古惕(Ongut)两部族信仰景教,当时他们在帖八里的主教曾一度与当时新兴的天主教传教士发生冲突。元朝的景教徒称为“也里可温”(arkagun),享受免兵役和免税的特权。据马可波罗报告,元代中国北京、山西大同、甘肃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宁夏、新疆喀什、叶尔羌、伊犁,江苏扬州、杭州、镇江,浙江温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元代闻名的景教僧人有列班·扫马和雅八阿罗诃。根据后来在泉州出土大量景教文物,可知福建泉州是当时中国南方景教的中心。

  明朝取代元朝后,景教衰微,但并未绝迹,一直存在“十字架教派信徒”有两个世纪,直到十六世纪左右,天主教传教士开始展开中国传教工作,景教徒数目随之锐减。

  景教在中国演化时,大量参考佛教概念。其中较有趣是,四福音书的作者,均改以“法王”称呼:马太是明泰法王、路加是卢珈法王、马可是摩距辞法王、约翰唤成瑜翰法王;教堂叫作“寺”;大主教叫“大法王”;教士自然叫作“僧”。上帝的称呼则取敍利亚文Alaha音译,叫作“皇父阿罗诃”,亦有按照道教规则,以“天尊”称之。

  在中国佛教及道教影响下,景教有发展成综合主教(Syncretism)的倾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景净曾著有《志玄安乐经》,教导世人如何得到安乐。经文按照儒家经典《中庸》的格式撰写,渗入“无为”、“清净”等中国哲学概念,经文曰:“无动无欲,则不求不为。无求无为,则能清能净。能净能净,则能晤能正。能晤能证,则遍照遍境。遍照遍境,是安乐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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